本来一个孩子他就是那样的纯真纯洁，他的品德我们只要不破坏他就很好了。本来一个孩子生下来潜能无穷，我们只要不障碍他就不错了。所以，有许多老师；有许多家长一直在残害一直在障阻我们的孩子，所以使我们国家没有人才，从今以后不要再那么努力了。千万、千万；拜托、拜托。

　　专家吴涛认为，红卫兵墓园成文保单位，说明国人看待历史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

　　钱立全回忆，重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，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，已毫无悬念。

　　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，重庆市文物局副总工程师吴涛等20名文史、党史、建筑史、规划专家等，开了两次讨论会。

　　吴涛介绍，参与论证的专家是从国家文物局专家库选出的，大多经历过“文革”。第一次会是2009年八九月份，第二次会则在10月。两次会上，他都提出：“我们要面向未来，不要忘记沉痛的历史。”

　　■ 核心提示

　　42年前，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“文革”武斗。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。随着岁月流转，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，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，位于沙坪公园。

　　2009年12月15日，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“红卫兵墓”作为特殊的历史记载者，自身也经历诸多波折，曾数次面临被拆除危险。而当时日久远，它记载历史、供后人反思的作用得以体现。

　　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，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、具有规模的“文革”墓群。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，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：它应当被保护下来。

　　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，石墙围着一个特殊的墓园。它曾长久与世隔绝。

　　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，墓园里有113座墓碑，共掩埋有531人，其中约404人死于“文革”中的武斗。

　　当地人称它为“红卫兵墓”，据称， 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“文革”墓群。

　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围绕这个墓园的一直是去留的问题。

　　“销毁”还是保存，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。2009年12月15日，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1月12日，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。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、矢车菊。

　　墓园西高东低，布局杂乱，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，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。

　　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，“最初就是乱埋，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，先来先埋，先左后右，逐步往后移”。

　　这里多是合葬墓，最大的墓埋了37人，分三层掩埋，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。

　　墓园中碑型各异，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。碑文有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毛泽东思想不能丢”，“可挨打，可挨斗，誓死不低革命头”等。

　　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、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，墓园中的逝者，工人约占到58.9%，红卫兵约40%。年龄最小的14岁，最大的60岁，其中26岁以上者46.5%。

　　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，正门右侧有“文革墓群”字样。有数个墓碑，高出了石墙。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。 

　　专家认为，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，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，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。

　　仅存的红卫兵墓园

　　学者王康曾目睹一次“复仇”，上世纪70年代，重庆一中某校长“爆破”了一处红卫兵墓

　　67岁的郑志胜说，他如今每次进墓园，都泪流满面。

　　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，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。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，同学送他绰号“尸长”。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，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。

　　据郑志胜介绍，墓园所在的地方，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，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，时称“八路军公墓”。周恩来的父亲、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，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。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。

　　据了解，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，隐秘、幽静，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重庆武斗惨烈，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，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，动用枪、炮、坦克、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，645人死亡。

　　据郑志胜介绍，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，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。

　　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、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，重庆当时七区三县，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，建设厂清水池、重大松林坡、体育馆、牛角沱大桥南桥头、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，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。

　　后来，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。至于墓地当时埋了多少人、何时被铲掉的，现在已无法考证。

　　在“文革”武斗的历史结束后，红卫兵墓因它记载的历史，而成为人们心里的敏感区域。

　　重庆一名受过“文革”迫害的老人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里面所有墓碑都是‘文革’的耻辱柱，一看见它们，想起它们，我的心就会痛起来。”

　　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。上世纪70年代，曾在“文革”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，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。

　　曾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

　　围绕红卫兵墓的“拆除”声一直存在，而到了房地产开发的年代，它又面临了被地产商铲除的危险

　　根据陈晓文、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，“文革”武斗结束后，上世纪70年代，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。

　　根据陈晓文《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》的描述：“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，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、建房做宅基石、盖猪圈。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，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，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。” 

　　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。郑志胜回忆，1976年底，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，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，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。他们刚进门口，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，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。

　　而随葬品中有钢盔、枪械的传闻，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，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。

　　因墓园的特殊性，如何处置“文革”墓群，对当地官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。研究员李中华介绍，上世纪70年代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，后来没有下文。

　　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，1985年，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，要求拆除此处墓地。

　　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，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。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，以“清除‘文革’遗迹与‘文革’记忆”，而一方，则希望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。

　　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，并未直接表态。随后，他批示了 “三不原则”：不拆除、不宣传、不开放。

　　随后，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。后来，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，形成了今天的格局。

　　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，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。

　　据传，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，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，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。

　　传言引发了文保关注度

　　2005年，因开发地产要拆红卫兵墓园的消息广为传播，人们也从此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墓地